为什么说厌女者最容易成为出色的警察线人？

开始

2009年1月，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活动人士得知，他们中的一位名叫布兰登·达比的白人活动家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渗透进了抗议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的团体。达比后来承认在战术策划会议和大会期间佩戴了录音设备。

在2009年2月对两名得克萨斯州激进派活动家的审判中，达比代表政府作证，两名活动家在RNC大会上被捕，罪名是“制造和持有自制燃烧弹”⸺而燃烧弹正是达比所鼓励的。这两名年轻人分别是戴维·麦凯和布拉德利·克劳德，两人都因此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克劳德接受了认罪协议，在联邦监狱服刑三年；在联邦检察官的压力下，麦凯也被迫承认持有“未注册的自制燃烧弹”，并被判处四年监禁。达比作为警察线人收集的情报可能也服务于RNC八人案的审理，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活动人士，被控“共谋暴乱和共谋破坏财产以助长恐怖主义”。奥斯汀的活动家们对达比担任警察线人的消息尤其感到震惊，因为他曾参与过各种左派的项目，并且是“共同救援/CG”组织的领导人。CG组织是一个位于新奥尔良的组织，致力于满足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因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社区成员的短期需求，并致力于重建该地区，确保卡特里娜飓风撤离者的返回权。

我也曾一度对这一消息感到惊讶，但我并不觉得意外。我在德克萨斯大学读本科时就知道，校园警察局经常安排便衣条子渗透进激进派学生团体的会议⸺你知道，就是为了监视他们。那是在2001年的秋天。我们目睹了国安局的成立，看着牛仔总统发动“反恐战争”，当时我们都在努力试图弄清楚可以做些什么以挑战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法西斯国家政变。然而，在当时看来，警察线人跑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似乎很傻⸺我们并不是“黑豹”或“棕色贝雷帽”那个级别的激进运动，甚至我们的激进程度远不如校园里另一些直接行动反全球化的活动家（尽管我们都很钦佩他们）；我们只是一些不相信战争是对9/11袭击“最好回应”的年轻人。但这并不愚蠢；联邦调查局绝不会忽视政治工作。任何组织，无论规模大小，都可能引起国家的关注。只要国家认为你的组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换言，你们的战略目标具有颠覆能力），不管你们目前的规模是否较小，但总有一天你们会成长起来，大到国家机器无法控制的程度。国家通常会选择在运动发展壮大之前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线人和煽动者是国家雇佣的枪手。政府机构会挑选一些通常没人会注意到的人来做线人。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无法证明他们是线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看起来完全致力于社会正义。他们与前线社区建立亲密关系，成为活动家的朋友甚至恋人，还经常在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粗略阅读一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社会运动和组织的文献就会发现这一事实。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领导层充斥着警察线人；人们怀疑线人就是黑豹党垮台的主要原因，同样可以推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反战运动也是如此。正如阿萨塔·沙库尔（Assata Shakur）、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和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等活动家的自传所表明的那样，曾经那些被告密者和挑衅者推翻的运动同时也是女性和酷儿活动家经常遭受强烈性别暴力的场所，这一点不足为奇。

也许，并不是告密者难以发现，而是我们集体忽视了暴露他们的迹象。为了挽救我们的运动，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暴力、男性特权与条子线人（以及表现出类似告密行径的人）用来破坏激进运动的策略之间的联系。一次又一次，激进运动中的异性恋男性被允许维护他们的特权并压制他人。尽管我们说了很多相反的话，但事实是，美国的激进社会运动和组织拒绝认真对待性别暴力，^[1]没能认识到这是对我们斗争生存的威胁。人们通常将厌女症、恐同症和异性恋主义视为“较小的邪恶”⸺次要问题，认为一旦“真正的”问题⸺即种族主义、警察、阶级不平等、侵略战争⸺得到“解决”，所谓的“小问题”最终会自行解决或淡出背景。选择无知会带来严重后果。厌女和恐同是激进活动家社区内部暴力再现的核心。挖开一个厌女者，你会发现一个恐同者。再挖深一点，就很可能会发现一个未来告密者的潜质（或者像告密者一样破坏运动的人）。

线人是如何养成的

在Democracy Now!节目中，马利克·拉希姆（Malik Rahim）作为前黑豹党成员，也是新奥尔良“共同救援/CG”（Common Ground）项目的创始人之一，在谈到达比被揭露是FBI线人后他表示自己有多么地震惊，他多次提到自己的心都碎了。他特别惋惜那些因达比的专横跋扈、咄咄逼人的组织风格而离开CG项目的“年轻女士们”。这些“年轻女士们”抱怨的是什么呢？好吧，她们的担忧很可能落在了同情者的耳朵里，但最终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回应⸺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事后每个人都承认那个达比是多么具有破坏性，他很快就提出了暴力的、完全考虑不周的直接行动方案，这危及到了与他共事的每个人。甚至还有人声称，达比曾经对CG项目组中的女性组织者进行性侵犯，而且对在该组织工作的女性普遍不屑一顾。^[2]达比擅长挑拨，在他工作过的所有组织中都制造过冲突，但人们却总是念着他作为组织者的资历、以及他对“工作”的“奉献”，而迟迟不愿追究他的责任。人们继续为他辩护，直到他坦白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即使是拉希姆，出于他的愧疚和焦虑，也选择让达比负责CG，尽管组织中的每一次冲突似乎都与达比有关。

也许，如果组织者能将性别暴力的集体问责作为我们实践的核心部分，我们就能让那些代表国家破坏我们斗争的人失去作用。我说的绝不是猎巫，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在潜在的类似达比这种线人伤害更多人之前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言：“无风不起浪，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制造混乱的人，要么是受雇的线人，要么是根本上的不负责任、不靠谱的定时炸弹，在破坏社会正义组织方面，捣乱的人可能无意中导致与线人一样的后果。归根结底，他们都在为国家暴力机器做事，他们都需要因此承担责任。

对激进运动中性别暴力的简要历史反思

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反思为本次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阿萨塔·夏库尔（Assata Shakur）和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在她们加入黑豹党（BPP）的不同时期，都将性别歧视和黑豹党对妇女（及其组织劳动）的剥削作为她们离开黑豹党（布朗和夏库尔的情况）或拒绝正式加入黑豹党（戴维斯的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人们常常期望妇女做出重大的个人牺牲来支持这场运动，但当女性成员发现自己受到男性同志的伤害时，她们却得不到任何支持，也没有寻求补救的渠道。无论是黑豹党组织者无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殴打妻子⸺著名活动家凯瑟琳·克利弗⸺的事实，还是男性胁迫女性发生性关系，抑或是男性将女性组织者视为从属的性玩物，黑豹党和类似组织往往不重视性别暴力对解放斗争的腐蚀作用。在许多方面，伊莱恩·布朗的自传《权力的滋味》最深刻地揭露了运动中厌女现象的丑陋现实，以及在这些组织中的男性和女性都以各种方式再现并强化了男性特权和性别暴力。作为领导黑豹党的唯一女性，她的经历并没有使她免于该组织残酷的厌女症。她讲述了自己被各种男性同志（包括休伊·牛顿）殴打的经历，以及被埃尔德里奇·克里弗殴打和恐吓的经历，后者曾在一次前往中国的代表团活动中威胁要将她”埋在阿尔及利亚“。与戴维斯和夏库尔的传记相比，她的传记更明确地展示了黑豹党（以及当时许多激进组织）的大男子主义姿态如何创造了一种暴力和厌女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终被证明是该组织的致命伤。

这些叙述揭开了我们许多人所仰慕的激进组织所遗留的性别暴力的神秘面纱。它们展示了厌女症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中被正常化的，是如何被视为”个人“行为/所谓的”私德“、或者被认为不如反对种族主义或阶级不平等的斗争那么”重要“。性别暴力在左翼的政治实践中历来根深蒂固，是对这些组织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如果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承认的话）。但如果现在的我们开始关注戴维斯、夏库尔、布朗等人的著作，我们就能避免过去的错误，创建不同类型的政治社区。

性别暴力的种族政治

种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我们社区中性别暴力的蔓延方式。雷切尔·卢夫特在《寻找共同点：飓风后新奥尔良的救援工作是美国种族和性别暴力的寓言》一文中，探讨了2006年在上第九区进行重建工作的白人男性志愿者对白人女性志愿者进行性侵犯的令人不安的现象。她指出，CG组织未能解决白人男性对其合作的组织者的攻击问题，而是将责任推给了周围的黑人社区，并警告白人女性活动家”需要小心“，”因为新奥尔良是个危险的地方“。最终，事实证明，将附近的黑人男子定罪要比承认白人女性和非二元组织者最有可能受到与她们共事的白人男子的攻击要容易得多。在一个案例中，一名白人男性志愿者在一周内性侵犯了至少三名女性，之后才被移交给警方。白人男子在CG这个表面上致力于种族正义的组织中享有特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对女性和酷儿活动家施暴，做出扰乱组织工作的破坏性行为，而且他们知道，组织不会像对他们工作的社区中的黑人男子那样追究他们的责任。

当然，男性的特权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白人男性和有色人种男性都是父权制的不平等参与者和受益者，尽管他们都可以也确实在复制性别暴力。当我们试图对抗在我们社区中实施性别暴力的有色人种时，妇女和酷儿组织者并没有忽略父权制利益分配的这种不平等。我们经常担心会复制特定类型的种族主义暴力，而这些暴力过多地针对有色人种男性。可以理解的是，我们都不愿报警，不愿让国家以任何方式介入，不愿让有色人种受到历来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无法无天的刑事系统的摆布；但我们的社区（不论是纯政治社区还是其他社区）往往不会站出来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不愿意与治疗师交谈，因为治疗师主张向内归因⸺”谁痛苦谁改变“反而把责任推给我们。左翼立场也经常不支持我们，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受害经历是不幸的、是有问题的，但最终对”大局“的重要性来说不如那些在我们的社区中繁衍暴力行径的各种族男性。

遭遇左翼的厌女症：个人反思

在我积极参与的第一个社区团体中，我遇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厌女情境，在一个本应是激进的有色人种组织中竟然存在这种厌女症令人惊讶。我与团体中一位年长的奇卡诺活动家发生了性关系/恋爱关系。我当时19岁，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黑人活动家；他30岁。他让我对我们的关系保密，我勉强同意了。后来，在他结束这段关系后，我陷入了抑郁，我发现他和我在一起的同时还至少在和另外两个女人上床。其中一个女性还是我的朋友，另一个也是我们组织中的年轻姑娘。后者不知道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他没有向她透露，她和他睡在一起，直到他消失，拒绝接听她的电话、拒绝解释他们的关系突然结束的原因。在分享了我们的经历后，她和我开始与其他认识这个男人并和他一起合作过的女人交换各自的经历。

我们听说，一些女性离开了一个墨西哥裔学生团体，在团体参加墨西哥城的萨帕塔运动时，他的谎言和秘密被揭穿，之后她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名酷儿、激进的白人组织者离开奥斯汀，以逃避虐待。还有一名白人女性，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一度以为自己会和那个男人结婚，但一天晚上她来到他的公寓时，发现我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来找我。我一直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约会过的女人都是了不起的、美丽的、出色的、激进的女人，他利用她们作为他自己的护盾，将自己带入一个他知道永远不会对这样一个厌女者开放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那个在恰帕斯州工作、说西语、为无证移民服务的酷酷女人在和他约会，他肯定很失落，对吧？错了。

但他对女性的厌恶还不止于此，还体现在他的组织风格上。在会议上，他总是发言最大声、时间最长，使用的学术术语让任何讨论都复杂得令人难受。这种学术用语让教育程度比他低的人望而生畏，让他显得似乎比其他人更了解激进政治。他会居高临下地对小组里的其他人说三道四，尤其是那些他认为不如他聪明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如此。然后他会换个话题，为自己主宰了这个空间而道歉，并承认他需要检查自己的男性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试图骂他的时候，他会假装无辜⸺被说大男子主义和性别歧视，这能是什么意思？他会抱怨自己被幼稚化了，却拒绝看到自己是如何一直幼稚化别人的。他本人也是有色人种，在种族主义和种族正义斗争问题上可以论述得头头是道，但这一事实掩盖了他在激进组织和个人关系中的虐待行为。正如他的一位前合作伙伴与我分享的那样：”他激进的种族理论分析让人们（大多数是男性，偶尔也有女性）原谅了他在人际关系中的支配性和虐待行为。女性甚至不得不进行自我检讨，反思自己对他行为的批评是否客观，“以免我们在运动中失去一位有色人种”战友。让有色人种男性对性别暴力的繁衍负责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之一就是有色人种女性和白人活动家仍然认为有色人种男性比其他人“更艰难” — — 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国家暴力的头号目标”时，谁还敢去追究他的责任呢？

不幸的是，这类情况在激进社区里甚至都不是罕见的。他只是其中比较聪明的一个。回顾以前的电子邮件，我对其中一些与我一起组织过的男人所发的电子邮件的内容感到震惊，其中有很多带有粗鲁的语气和内容，他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犯了一点小错误而贬低对方。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像一个遭受虐待的幸存者一样，试图去安抚那些认为对自己的伙伴、朋友和其他组织者大吼大叫“没有什么不对”的同伴，但我的反应却温顺得像个外交官。在我工作过的各个组织中，都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主办的夏季聚会上，有人当着一群有色人种青年的面骂他的女朋友是婊子。那个在墨西哥旅行期间性骚扰一对墨西哥裔同性恋情侣、还试图迫使他们玩3P的人。那些说要完成任务却不去做的人，对同伴的问责要求不屑一顾，让其他女队友接手任务，而任务完成后却把别人的辛勤劳动全部归功于自己。那个打了自己伴侣的研究生⸺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但每当有人问起，大家都会一脸羞愧和尴尬，喃喃自语：“这很复杂”。那些人总是贬低酷儿群体，甚至连他们同个组织的人也不放过。尤其是那些认为“杀了这些基佬，杀了这些躲在暗处的黑鬼，他们搞砸了我们的孩子，搞砸了我们的家庭，搞砸了我们的世界，搞砸了我们的生活！”是革命行为的人。那些会在会议上对你破口大骂，或者说你长得太漂亮了，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人。还有那些认为同性恋是源自欧洲的疾病的人。

对，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能并不是受雇的警察线人，这甚至更尴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所做的破坏性工作和受雇线人一模一样却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我们可以把这些厌女症看作是国家的无心之举。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是线人，他们所做的事都支持着国家对社会运动和创造这些运动的人们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当酷儿组织者受到羞辱、他们的政治斗争被搁置一旁时，这是国家针对激进分子的持续暴力计划的一部分。当女性被故意感染性病、遭受身体虐待、在会议中被忽视、被排挤到一边、被迫离开激进组织空间，而我们的盟友却在为众所周知的厌女者辩护时，就意味着运动的组织者在国家摧毁我们的努力中与国家暴力串通一气。

国家暴力机器早已明白这个左派一直难以接受的事实，即：厌女者是很好的线人。在他们被国家招募来扰乱运动或破坏组织稳定之前，或者不管他们是否被招募来扰乱运动或破坏组织稳定，他们很可能已经精通扰乱行为的做法。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培训能直接上岗。他们通过各种暴力、拉帮结派和勾心斗角将我们中最好的女性组织者和酷儿活动家挤出会议、压制后者的影响力，导致后者被迫离开社区，导致我们整个工作乃至整个运动陷入瘫痪，还有什么比这更具破坏性的？或者，当你不得不推迟关于工作的谈话，以便将小组会议用于处理个别成员最近的冒犯行为时；或者当这个人散布谣言，在激进团体中制造混乱和摩擦时……没有什么比厌女者更能减缓运动的发展速度了，因为父权制的本质就是权力争夺。

警察们非常明白这点，当激进分子中有人致力于争权夺势，并将权力理解为统治时，整个运动都将永远无法实现其重塑世界的潜力。相当于自我镇压。如果我们的精力都被线人（和那些像线人一样行事的人）制造的混乱所占用，我们将永远无法专注于真正的工作、获得自由，建立我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那种以人为本、肯定生命的社区。用贝尔·胡克斯的话说，只要存在支配的意愿，就不可能有正义，只能是城头大王旗，因为在支配文化中所有人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复制我们声称要反对的那些不正义。现在是我们的运动从内到外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候了。

展望未来：在我们的运动中创造性别公正

变革运动无法承受性别暴力带来的破坏。如果我们低估了社区中父权等级制行为的政治影响，这项工作将无法维系下去。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酷儿/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的作品，那些经历过被大男子主义削弱的社会运动混乱局面的女性活动家的自传。我正在重温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邓巴·奥尔蒂斯（Dunbar-Ortiz）、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希奥孔达·贝利（Gioconda Belli）、玛格丽特·兰德尔（Margaret Randall）、伊莱恩·布朗（Elaine Brown）、珀尔·克利奇（Pearl Cleage）、恩托扎克·尚格（Ntozake Shange）和格洛丽亚·安扎杜阿（Gloria Anzaldúa）等人的著作，想要学习其他女性是如何在这些空间中协商性别暴力的，并对暴力如何在我们的社区中繁衍提出整齐或简单的答案。有色人种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新作品也非常有帮助，尤其是由 Ching-In Chen、Dulani 和 Leah Lakshmi Piepzna-Samarasinha 编辑的小册子《革命从家庭开始：激进主义社区中的伴侣虐待》。

并且，除了书本之外，我们还有很多资源可以用来应对这一困境。说出并分享大家各自的经历和遭遇是我们能拥有的强大的工具之一。我一直在与我的长辈、经历过我正在与之抗争的事情的年长有色人种女性交谈，并与其他女性幸存者交换经历。2008年夏天，我开始与奥斯汀的劳工组织者和作者克里斯蒂娜·津佐一起举办关于终结厌女症和建立集体问责形式的研讨会。我们还开始了一种更加自由的做法，即公开说出我们的经历，并呼吁社区解决我们和其他许多人所经历的问题。

消除厌女症不能仅仅由女性来做。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这项工作，因为我们运动的整体生存有赖于此。除非直接挑战保守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将酷儿反叛政治伦理作为政治实践的核心，否则激进运动将继续被布兰登·达比这类警察线人（以及那些尽管不是受雇于警察，但其表现得像线人一样具有破坏性的那种人）的滑稽行为所破坏。我们需要认识到性别暴力是如何在我们的社区、人际关系和组织实践中繁衍出来的。尽管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想建议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关键步骤开始。首先，我们必须支持运动中遭受过人际暴力的女性和非二元战友，和他们一起参与集体疗愈过程。其次，我们必须开展集体对话，讨论大家希望我们的社区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如何使社区对每个人都安全。第三，我们必须建立一种集体问责模式，真正将个人视为政治，帮助我们开始在社区中践行正义。当你眼看着女性和酷儿组织者为了保护被暴力欺辱的同志不得不离开活动空间而沉默不语时，就等于是在说你更看重那些搅乱社区空间的警察线人，而不是那些一直在奉献精力建设整个运动的人。

尽管左派社区内部存在性别暴力这一事实让我愤怒，但我也没有失去希望。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改变并在我们的运动中创造更多的正义。我们不必通过抓特务那类猎巫行为去揭露厌女者和渗透者。每当他们拒绝道歉、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拉帮结派挑起冲突、并拒绝通过协商解决冲突、言语和/或行为暴力虐待同伴时，他们自己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不要去审查彼此，不要“寻找”问题，但当看到破坏性的行为时，必须能立刻反应过来，并追究责任。我们的策略不必是惩罚性的，人们有权犯错；但是，我们应该期望人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让有错不纠变成一种模式。

革命者是预示政治行动者，我们要建立的社区本应成为一个更美好的、更公正的世界的典范，如果我们的社区里庇护着同样的恐同、厌女、种族主义暴力行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感到愤怒。作为激进运动的组织者，我们必须相互问责，不能让厌女者在这些空间中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不允许他们成为这些运动的代表、发言人和领导者。不允许他们强奸同伴，然后一转身就在他妈的热点新闻上装腔作势。在布兰登·达比的案例中，即使没有人怀疑他是线人，他本人的专横跋扈和大男子主义行径也足以应该让周围人质疑他的领导能力。通过不允许厌女症在我们的社区和运动中扎根，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免受国家破坏我们工作的努力，还能创建更强大的运动，使其无法从内部被摧毁。